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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億級經濟損失和百萬級下崗員工，燕趙之省不堪重負，仿照法國大巴黎構建一個行政主體，京津冀或有出路，河北方能出頭
來源：《投資時報》
文｜張五明
2月23日，河北唐山，多雲間陰。市長陳學軍一聲令下，貝氏體鋼鐵（集團）有限公司等三傢本地鋼鐵企業用於煉鋼的轉爐開始瞭現場拆除。
陰霾的天氣和刺骨的北風像是影射著唐山鋼鐵工人彼時的心情，盡管這種拆除場面從去年以來早不稀罕，但每一座高爐、轉爐的拆除都意味著將有更多的人不得不脫下工裝另謀生路。
僅就唐山這三傢企業而言，3座高爐的拆除帶來直接經濟損失5億6千萬元和1268名職工下崗。
“這幾年鋼鐵不景氣，有點能力的早跑瞭，我圖個穩定沒走，現在馬上要裁員瞭，你那兒有合適的工作嗎？求收留！”
劉素素是涉及設備拆除的某鋼廠文職人員，在和筆者QQ聊天時，她發來一連串大哭的表情。
事實上，唐山鋼廠設備拆除隻是河北全省鋼鐵大手術的一隅。當天，河北省政府統一部署，在唐山、邯鄲、秦皇島、邢臺、張傢口5地進行第二次“周日行動”，集中拆除15傢鋼鐵企業高爐16座、轉爐3座。
這是繼2013年11月24日第一次進行化解鋼鐵過剩產能的“周日行動”後的又一大動作。
拆掉的不隻是廢鐵，而是產值、債務和飯碗。河北轄屬各城市一年以來頻繁的整治清理行動缺乏獎勵和補償機制的承諾，這樣的“壯士斷腕”被染上瞭一抹悲壯色彩。
然而，悲壯的河北是否意識到，在缺乏配套政策供給的情況下，一輪輪產能壓減風暴將使這片原本增長手段單一、基礎配套貧瘠的土地雪上加霜？
而在京津冀協同發展再次被炒熱的今天，誰又該為這7000萬人大省的損失買單？壯士斷腕的河北，又該如何在壓減產能、平衡就業、環境治理和轉型升級的多個線頭中理出一條突圍之路？
產能gps車隊監控系統壓縮背後
3月7日下午，北京。這是全國人大十二屆二次會議開幕的第三天，也是河北代表團的媒體開放日。在境內外120多傢媒體的包圍下，中共河北省省委書記周本順再次對河北的角色進行表態。
周稱，河北不能隻想從首都功能疏解和產業轉移中得到好處，而不想在生態保障、生活服務中作出貢獻。也就是說，不能以一地小私損三地之大公。
可以說，這樣的表達是對此前2月26日國傢主席習近平召開京津冀三地座談會的積極回應，也顯示瞭河北保障、服務北京生態安全、生產生活的決心。
但對憂心忡忡的河北人而言，在京津尚無明確產業紅利溢出和獎勵補償機制承諾的背景下，最直接的擔憂是，本輪京津冀協同發展中，河北又要扮演犧牲者的角色嗎？並且，是否會讓本不景氣的河北更加凋敝？
畢竟，紅利尚在概念中，犧牲的代價卻一直在付出。
雖然這個擔憂往往被理解為“以一地小私損三地之大公”，但也並非沒有理由。
早在去年9月，為加快大氣污染治理，河北、北京、天津、山西等6省市與環保部簽署瞭大氣污染防治目標責任書。立下軍令狀之後，今年2月，河北發佈《化解產能嚴重過剩實施方案》（下稱《方案》），將去年開始實施的“6643工程”進一步明確。
具體來講包括：在未來四年內，也就是到2017年，河北將壓減6000萬噸鋼鐵、6000萬噸水泥、4000萬噸煤和3000萬標準重量箱玻璃。
“6643”的目標對河北意味著什麼？
答案是，很難估算。因為，河北的產能統計從來都是一個迷。
以鋼鐵為例，《方案》中提出，利用8年左右時間，將鋼鐵產能控制在2億噸左右（到2017年壓減6000萬噸，前五年控制在2.2億噸左右），2014到2015年，粗鋼產能減少1500萬噸。
但根據今年2月河北省統計局公佈的《河北省201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3年一年河北生產瞭1.89億噸粗鋼。
諷刺的是，如果以河北省統計局公佈的數字為準，《方案》提出的就不再是壓減目標，而是增產目標！
事實上，河北瞞報鋼鐵產能數據早是行業公開的“秘密”。2012年9月，有媒體披露，河北鋼鐵(000709,股吧)統計數據長期造假。
某中鋼協人士表示：“每年他們報上來的統計數據，經常發現粗鋼產量減少、鋼材產量反而增加的奇怪現象。”
究其原因，在於當壓減產能的任務分解到地方政府，為降低減排成本、保住產量，瞞報實際產量便成為各地普遍做法。
不過，據業內人士對《方案》進行估算，河北鋼鐵的實際產能大概在2.8億噸左右。換言之，單就鋼鐵一項，如果嚴格按照削減目標執行，未來四年就要減產超過五分之一。按目前河北粗鋼平均出廠價3000元計算，直接產能經濟損失已遠遠超過千億。
除此之外，拋開財政收入減少、就業安置困難、公共服務成本大增，其中還有大量隱性成本。比如，被整頓、重組的鋼鐵企業和被拆除的設備往往積存大筆銀行和企業債務，通過行政手段強制執行，債務損失又是一大筆錢。
如果說經濟損失可以通過替代產業實現一定程度的彌補，在本輪河北大刀闊斧的產能削減中，社會成本的代價同樣昂貴。
此前，河北人社廳廳長張義珍公開表示，2014年至2017年，全省因壓減過剩產能和治理大氣污染會流失約100萬個崗位。
而據河北省政協副主席段惠軍透露，僅去年一年，河北因減排就已造成60萬工人失業，“他們的生存是個大問題！”
巨大的就業壓力不僅帶來不可避免的社會風險，同時也使得地方政府需要拿出大筆財政用於就業安置和失業保險（放心保）費用的支出。然而，捉襟見肘的河北又能掏出多少錢呢？
今年1月，河北省審計廳公佈全省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截至2012年年底，全省各級政府債務達3962.29億元，債務率為66.94%，並稱處於較低水平，總體可控。
但去年9月就有媒體報道，根據財政部駐河北專員辦的調研報告顯示，截至2012年6月底，河北省11個地級市中，有6個綜合債務率超過100%，最高為省會石傢莊，達到241%。其他5個城市債務率由高到低依次是唐山188%、邢臺153.2%、秦皇島147%、衡水135%、張傢口129%。
值得註意的是，早在去年，河北省就已將產能削減任務分解到各市，其中任務最重的七個城市依次為唐山、邯鄲、秦皇島、邢臺、張傢口、廊坊和石傢莊。
也就是說，如果以財政部的調研報告為準，河北負債率最高的6座城市中，有5座城市在面臨著沉重的債務壓力下還要完成艱巨的削減產能目標。而這5座城市的GDP總值超過全省GDP的50%，其中，僅唐山和石傢莊兩地的GDP就占比38.9%。
“不光鋼鐵，包括水泥、搪瓷等建築材料，還有房地產、汽車這幾大板塊，沒有一個好消息。”唐山一位官員憂心忡忡地表示，“你說要去扶持哪個，都需要很長周期，不是沒動力，而是沒能力。”
不誇張地說，將“6643工程”視為河北的“壯士斷腕”並不為過。然而，要思考的是，經濟損失嚴重、失業大軍激增的河北需要拿多少錢來買環境的單？這個步履維艱的工業大省是否經得起這次大手術呢？如果經不起，為何又如此匆忙的走上“手術臺”？
給中央一個交代
河北的“壯士斷腕”顯然並非自願。
“今天面臨的壓力是必然的，隻是或早或晚。未來經濟硬著陸、民生衰退還是能借機、借力成功轉型，目前還很難判斷。”原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牛鳳瑞認為，政策出臺往往受到政治和輿論裹挾，“河北的軍令狀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它要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給中央、社會和媒體一個交代。”
去年10月，國務院出臺《國務院關於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針對鋼鐵產能過剩，提出2017年前壓縮鋼鐵產能8000萬噸以上。具體分配到河北身上，就達到6000萬噸。
誠然，作為鋼鐵產量占全國四分之一、省際排名第一的河北，在消減產能上打頭陣責無旁貸。甚至坊間戲稱全球鋼鐵產量“中國第一、河北第二、唐山第三。”但河北之所以撈到如此一塊大“蛋糕”，原因之一被認為“沾瞭北京的光”。
河北工業大學京津冀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長期研究河北問題的張貴認為，環境惡化到這個程度，河北削減產能勢在必行已是共識，同時“也是為北京、天津做出的犧牲，畢竟，首都是一個國傢的臉面。”
但問題在於，雖然面對同樣的環境污染，對於河北人而言，飯碗比藍天更迫切一點。那麼，未來還要用多少GDP和下崗工人換取北京一口新鮮的空氣？
河北人的心理不平衡並非毫無來由，因為歷史上，這片畿輔之地已為北京、天津做瞭太多的“義務勞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大規模將河北土地劃至北京的事發生過三次。1952年，劃宛平縣全部和房山縣部分地區。1956年，劃昌平縣全部和通縣部分地區。特別是1958年，為支持北京建設成“現代化的工業基地”，劃通縣、順義、大興、房山、密雲、懷柔、延慶等10縣歸北京，並形成今天北京的基本區劃格局。保守估計，1949年後從河北劃為北京轄區的土地面積約15553平方公裡，約占現在北京總面積的95%。
土地的劃撥為北京成為國際性大城市提供瞭人口和產業的承載空間，而在優先發展大城市和突出首都門戶功能的背景下，毗鄰北京的河北在自然資源、生態保護和生活服務的供給上就顯得“義不容辭”瞭。
眾所周知，北京吃水靠河北。北京的兩大水源地官廳水庫和密雲水庫的大部分區域都在河北，且兩座水庫也為京冀共建。然而，自上世紀80年代起，河北不僅不能分走一滴水，還必須無條件地保障北京的水源供給。
不僅如此，隨著人口和工業用水需求量增長，北京缺水的口子也越撕越大。2008年9月，被優先安排的南水北調京石段開始向北京應急供水。然而，這樣的應急很快成為常態，截至2013年，通過南水北調工程從河北流入北京的淡水就達到14億立方米，每年約占北京總供水量的8%。
更進一步的是，為瞭保障北京的水質，周邊的河北縣市要付出巨大的經濟和生態代價。
譬如，上世紀50年代為建官廳水庫，河北懷來被迫進行瞭達5萬人規模的移民，包括原懷來縣城在內的80多個居民點和15萬畝耕地被淹。後為維護水質，張傢口甚至劃明紅線：有可能危害官廳水質的項目，不管經濟效益多好，一律不批。
據悉，僅從1996年到2004年，整個張傢口地區就先後投入近7億元治理官廳水庫周邊的污染源。整個張傢口市取締的污染企業達486傢，256傢停產，由此帶來的經濟損失和社會矛盾成為當地發展的主要負擔。
除此以外，河北還是北京的人口和勞動力輸出大省。據2011年人口普查數據，北京的704.5萬常住外來人口中，河北來京人口最多，達到155.9萬人。也就是說，在北京的外來人口中，大約每五個人中就有一個是河北人。
往事總須回首
北京離不開河北，天津概莫能外。
事實上，天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一度曾是河北首府。然而，1967年成為中央直轄市後，先後將河北薊縣、寶坻、武清、靜海、寧河5縣和遵化縣部分區域割讓天津，使得天津增加土地面積約7499平方公裡，超過今天總轄區面積的五分之三。
與北京一樣，天津也是缺水大戶。盡管轄區河流並不少，但“九河下梢天津衛”，因為靠海，多數河流鹽分過高難以做飲用水源。並且，隨著這個工業大城的不斷膨脹，污染將有限的凈水容量進一步壓縮。
對此，從1973年河北薊縣劃歸天津，國傢重點大型水庫之一的於橋水庫就自然從河北轉手天津。1983年，引灤入津工程再次開放河北水閘，每年流入天津達10億立方米，“天津人喝一杯水半杯來自河北”。
慷慨的河北真不缺水嗎？根據世界銀行設定的水資源標準，如果一個地區年人均可再生水資源達不到1000立方米，就低於貧困線，而河北省人均水資源量僅307立方米，為全國的1/7，甚至不如幹旱的中東和北非。
據統計，河北省年水資源可利用量不足170億立方米。一般年份全省缺水約124億立方米，約占實際用水量的一半。
不單如此，如同一個丫鬟，在陪侍京津的歲月裡，河北還充當著兩地的“糧倉”和“菜籃子”，尤其在計劃經濟時代，這個農業大省長期被調撥糧食、蔬菜等農副產品以保京津之需。
同時，伴隨著京津兩座城市的極化過程，越來越多的資源要素從河北流失，以至於在兩地周圍出現瞭規模達3798個貧困村、32個貧困縣和200餘萬貧困人口的“環京津貧困帶”，並且貧困至今。
“北京、天津虧欠河北太多瞭！”作為老河北人，提及三地歷史，牛鳳瑞憤憤不平，“現在都在討論京津冀怎樣協同發展，首要的問題是，京、津要不要先清還一下歷史債務？”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六十多年中，當北京和天津兩城激烈競合上演當代“雙城記”的時候，河北正持續大量提供著自己有限的可再生和非可再生資源，默默扮演著一個“後勤部長”的角色。當2008年奧運會讓北京成為世界的焦點時，當天津濱海新區在政策紅利下以驚人的增長率博得眼球時，河北正在操持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精打細算。
歷年經濟年鑒的數據統計，可以清楚反映三地在幾十年中的經濟、社會增長變化。
1952年，河北、北京、天津的GDP比值為1:0.2:0.3；進入改革開放的1978年，三地比值為1:0.6:0.5；截至2013年，比值變為1:0.7:0.5。
直到現在，截至2013年，在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方面，河北、北京、天津為1:1.8:1.4；人均占有衛生機構數為1:2.5:3.7；而人均享有高效資源數竟達到1:118:236！
也就是說，占京津冀區域總面積86.9%、人口比重67.2%的河北，對於區域的經濟貢獻正逐漸減小，地區收入、公共服務差異卻在快速拉大。
誠然，區域經濟內各經濟體的共生共榮需要一到兩個增長極的帶動。在市場經濟下的發展中國傢或地區中，資源和要素必然會流向作為增長極的大城市。同時，在大城市極化初期，對周邊地區的虹吸效應往往大於輻射效應，由此帶來的地區差異擴大尚屬正常。
但問題在於，當地區差異擴大到一定程度導致產業、社會和人才錯位甚至斷層時，政府本應通過資源配置縮小差異，使之逐漸形成合理、完整的區域產業鏈和資源佈局。然而，與京、津唇齒相依的河北卻在幾十年中不斷被行政手段剝奪掉本該屬於它的資源和財富，造成今天京津冀非均衡發展的局面也就不足為奇。
更進一步的是，盡管對於京津冀一體化發展從來不缺少頂層設計和國傢戰略，但在過去的歷史進程中，河北是否真正存在於國傢的區域戰略視野中？河北的宿命就該是“衛兵”和“後勤部長”麼？
換言之，所謂京津冀，有瞭“京津”，有沒有“冀”？
借力京津還是自主發展
河北並非沒有自己的算盤，隻是一直在戰略搖擺中糾結。
改革開放以後，從戰略定位來看，擺在河北面前的有兩條路，借力京津和自主發展。但也正是因為站在岔路口的河北的猶疑不定和淺嘗輒止使得自身一直在原地徘徊，錯過瞭數次寶貴的發展機遇期。
先是借力京津，這是任何一個毗鄰中心城市的區域在戰略規劃中往往想到的第一邏輯。
從1986年第一次提出“環京津”戰略開始，河北就把希望寄於兩城身上。1993年，時任省委書記的程維高提出“兩環開放帶動戰略”，並在1994年被寫入河北“九五”規劃，成為影響力最大、持續時間最久的戰略。所謂兩環，即環渤海和環京津。事實上，在當時尚沒有屬於自己的海洋大港的情況下，環京津更多地承載瞭河北未來發展的希望。
2001年，經建設部審定、由吳良鏞主持的“京津冀北城鄉地區空間發展規劃研究”對外公佈。盡管該規劃並未真正執行，但河北方面態度積極，不僅組織專傢研討，還規劃瞭廊坊燕郊高科技經濟園區和東方大學城作為對接北京的配套基地。
2004年2月，由國傢發改委主持的京津冀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研討會在河北廊坊召開，三地合作讓人看到曙光，京津冀都市圈區域發展規劃也進入起草討論階段。此後的2006年，河北又先後與北京、天津簽署區域合作框架協議。
然而，在之前的近20年中，盡管圍繞借力京津的戰略規劃不斷出臺，但令河北悲哀的是，大樹底下並不那麼好乘涼。一方面由於三地互不隸屬、各自為政導致具體的經濟合作往往被行政高墻阻隔。更重要的是，彼時京津正處在城市人口和產業快速集聚的階段，好項目不僅不會外溢，河北還往往在三地爭奪中吃虧。於是，借力不成，一直充當“菜籃子”、“後花園”、“自來水管”的河北不得不尋求獨立發展的路徑。
曹妃甸與自主戰略困境
但是，要想自主發展，哪裡才是方向呢？河北的選擇是，向海。
回顧改革開放後的歷史，坐擁渤海灣腹地、擁有487公裡大陸海岸線的河北之所以沒有堅定聚焦海洋的原因之一，在於缺乏自主管理的、能夠承載海洋戰略的港口。
最北面的秦皇島港長期擔負北煤南運的責任，同時由於轄屬北戴河是每年暑期中央機關辦公度假的聖地，無法進行大規模臨港工業開發。最南邊滄州黃驊港區位和地質條件不佳，難擔大任。而條件最好的京唐港在與天津港(600717,股吧)的競爭中也是一敗塗地。
但在2004年，另一扇門被打開，一直處在“環京津”煩惱中的河北看到瞭自主發展向海戰略的可能。
2004年12月，《渤海灣區域沿海港口建設規劃》經國務院審議通過，已建設多年的曹妃甸港正式獲得中央建設許可。按照規劃，曹妃甸港區將是一個以大鋼鐵、大碼頭、大化工、大電力為標志的國際級港城。
此外，在北京確立“綠色奧運”的背景下，巨型央企首鋼不得不搬遷。在爭奪戰中，唐山勝出。2005年1月，國傢發改委正式做出批復，同意在曹妃甸建設一個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鋼鐵聯合企業作為首鋼搬遷的載體，首鋼落戶曹妃甸成為定局。
同年7月，河北省正式批準成立曹妃甸工業區。3個月後，曹妃甸被列為國傢第一批發展循環經濟試點產業園區，並在第二年3月寫入國傢“十一五”發展規劃。至此，以項目為支點，河北在新世紀終於進入瞭國傢戰略視野。
在政策和投資鼓舞下，河北全省都在為曹妃甸的光芒悸動不已。2006年11月召開的中共河北省“七大”上，決定“大力推進沿海地區開放開發，加快培養沿海隆起帶”，同時高調宣佈“用15年時間把河北建成沿海經濟社會發展強省。”
在第二年1月的兩會上，河北更是明確強調“舉全省之力建設唐山曹妃甸和黃驊綜合大港”。
曹妃甸成為瞭河北的“一號工程”。為此，專門形成曹妃甸開發議事會議制度，省委、省政府、唐山市官員共同參加。可以說，曹妃甸開發讓河北暫時“忘記”瞭京津，這片後來達到1900平方公裡的開發區承載著19萬平方公裡土地上的人面向大海謀求自主的全部寄托。
然而，連決策者也未曾想到，號稱投資3000億元、建設周期已達10年的曹妃甸，隕落的速度竟然如此之快，不僅債臺高築讓資金鏈隨時面臨斷裂，當初“大鋼鐵、大碼頭、大化工、大電力”的產業規劃也相繼落空。爛尾工程比比皆是，當年車如流水馬如龍的街景幾年裡變得人去樓空。官方的辯解並不能打消人們的疑慮。
更重要的是，曹妃甸的受挫也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河北這一輪自主發展戰略破產的標志。
產能過剩之殤
其實，無論借力京津還是自主發展，20多年輾轉不定帶來的最大損失不在沒從京津撈到“好處”，亦非曹妃甸的投資敗局。真正令人嘆息的是，這個長年以來靠天、靠地吃飯的區域輾轉在大戰略之間，卻失去瞭最寶貴的產業結構調整機遇期。
無疑，河北從來都是一個資源大省。河北平原良田沃野千裡，是中國的重要糧食主產區之一。礦產資源同樣豐富，主要工業原料如煤、鐵、石油（天然氣）和各種石灰巖等構成瞭河北的優勢礦產。
同時，河北也是中國最早一批發展工業的省份。從1878年唐山開灤礦務局誕生第一批產業工人開始，河北開始瞭工業化進程，並依托其資源稟賦和區位優勢，逐漸形成瞭今天以鋼鐵、建材、石化、醫藥、食品、紡織等自然資源密集型產業為主導的工業佈局。
然而，縱觀世界主要資源型城市，從工業化初期到末期，都不得不面臨城市定位和產業結構的轉型，如果轉型不順，城市和區域的沒落就在所難免。對於河北而言，特別是本世紀以來，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品附加值並逐漸擺脫對資源和重化工行業的依賴顯得尤其迫切。
最直接的是環境承載能力，長期對煤、鐵、石油、石灰巖的過度消耗使得河北環境惡化不斷加速。同時，近十年來，北京、天津都在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上大步向前，河北已經與兩地產生產業斷層，即使未來北京面臨功能和產業轉移，河北是否有能力去承接仍需要打一個問號。
最重要的是，本世紀開始，中國進入基礎設施建設的高峰期，加上房地產大熱，強勁的需求讓鋼鐵、水泥等基礎工業迎來瞭“黃金年代”。市場一片大好，使得河北的這些優勢行業也開始瞭野蠻生長。數據顯示，從2004年到2008年，河北財政收入年均增長20%以上，最高年份高達33%。
財政收入的大幅度增長，讓長期勒緊褲腰帶的河北變得“財大氣粗”。從曹妃甸到“三年大變樣”，政府財政支出的絕大部分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和大項目投資，並持續多年，這無疑給鋼鐵、水泥等行業的熊熊大火再添新薪，並且，忽視瞭對第三產業的引導和扶持，讓河北對基礎工業的依存度變得越來越高。
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央政府采取直接投資來刺激日益萎縮的國內市場送貨路線規劃。當投資高峰期一過，嚴重的產能過剩立刻在行業顯現出來。而此時，鋼鐵、水泥大戶河北就從尷尬進入瞭陣痛。
“每年年底都是鋼鐵行業的淡季，所以2011年冬天大傢也沒太當回事兒，想著第二年開春就好，結果，再也沒等到春天。”一位河北鋼鐵業界人士無奈地表示。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環境惡化的拐點隨之到來。從2012年開始，中國大氣污染愈發嚴峻，大面積持續性霧霾發生的頻率越來越快，其中華北尤甚。河北主要工業城市如唐山、石傢莊、邯鄲長期占據全國霧霾城市榜單前列。城市環境的急速惡化以及對人身健康造成的損害使得治霾很快進入國傢視野。在今年“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對世界表態：中國要像對貧困宣戰一樣堅決向污染宣戰。
於是，還等著積壓的工業品慢慢被市場消化的河北，此時不得不倉促應對。與環保部簽訂《大氣污染防治目標責任書》後，河北被迫制訂瞭有史以來最嚴厲的削減產能計劃，即前文所述“6643工程”，並直接以行政手段整治、清理相關企業和設備。
“其實本不必這樣，”一位河北問題專傢表示，“2008年是個非常好的契機，金融危機可以讓河北工業格局按照市場規律重新洗牌，政府出臺瞭刺激計劃，就釋放瞭錯誤信號，不該活下來的也活下來瞭。”在他看來，河北本可以避免最後以這種方式壓縮產能。
其實，無論是早是晚，此時內憂外患的河北已經顧不上瞭：借力京津不濟，自主發展受挫，產能大削減，城市債務居高不下，失業風險陡增，如果出現連鎖反應後果難料……一直埋頭大幹的河北不得不再次抬起頭，找尋救命的稻草。
產業紅利迷局
今年年初，河北重燃希望。
2月26日，國傢主席習近平在京召開京津冀三地座談會，專題聽取京津冀三地工作匯報，並明確提出京津冀協同發展是一個重大國傢戰略。
本次會議被認為是京津冀一體化進程上升到中央全面統籌的信號。信號發出，京津冀概念被空前炒熱。從“曹妃甸自貿區”到“保定副中心”，有關河北的新聞鋪天蓋地。
三地座談會後的3月26日，河北迅速回應，出臺《關於推進新型城鎮化的意見》，對建設京津冀城市群以及各城市定位進行戰略規劃。
更令人驚訝的是，在中央層面的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總體規劃出臺之前，河北各地竟已相繼明確承接北京產業的清單。
其中包括：保定將做大城市規模，承接北京行政事業等功能疏解；唐山上報曹妃甸自貿區，要求以曹妃甸作為承接北京產業轉移的重要基地；廊坊重點實施央企、外企和民企總部招商；秦皇島承接教育和醫療產業；承德打造首都經濟圈高端人群療養度假的休閑區；石傢莊和滄州等也表示要以先進制造業、科技創新為主要承接產業……
北京像一塊待瓜分的奶油蛋糕，河北各城垂涎三尺、目光如炬。
隻是，需要明確的是，北京究竟有多少產業需要轉移？即使轉移，在市場經濟下，又有多少企業自願選擇河北？除瞭土地和政策，河北還能拿得出什麼？
誠然，有著先天的地緣優勢，看起來北京轉移出的企業“順理成章”將流入河北。但在信息化的今天，尤其對於高新產業，企業落址的邏輯更多來自於產業集聚程度和產業環境。
“市場自己會選擇，高端人才也會選擇，不是你想要，就能要得走，反過來對北京也一樣，不是你想留，就能留得住。”國傢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發展中心規劃部主任文輝接受采訪時表示。
武玉是即將從北京搬離的某IT企業高管，據他表示，企業將搬往成都。為什麼不是河北？“至少在成都還有那麼多同行能交流交流，河北有什麼？”
顯然，重新回到借力京津戰略的河北要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兩城身上並不現實。何況就算能從北京的產業轉移中分一杯羹，從規劃、對接、落地乃至形成規模經濟也需要充足的經濟周期，並非一蹴而就。而在當前經濟滑坡、失業率增長、民生衰退的風險愈發逼近的背景下，河北靠誰？
“遠水解不瞭近渴，河北當前的困境可能需要中央直接的政策傾斜，包括財稅、財政轉移，”張貴認為，“甚至需要專項資金以補償河北的損失。畢竟，這是一件關系到7000萬人命運的事。”
河北省委省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副主任於刃剛大膽表示，當前三地需要回歸一個行政主體，可參照法國的巴黎大區的行政體制。“歷史上就同屬一個直gps衛星監控管理系統隸省，經濟也同屬一個區域，行政也應並軌。”
但無論怎樣，糾結的河北故事，還遠遠沒有畫上句號。
（張五明，鳳凰城市與旅遊研究院研究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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